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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1】 时间：2月7日 2月7日，距离除夕不到10天。彭吉绕和普通二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一样，从容地接诊着过年前想尽快治好前列腺疾病的各地患者。在彭吉绕面前，不管男女，他们都会把最私密的部位、最隐私的事情袒露出来，生怕漏掉一丝一毫，误导彭吉绕的诊断。 彭吉绕的另一个身份——监狱警察所面对的患者，要么是贩毒吸毒的无期罪犯，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死缓罪犯，却都患有“绝症中的绝症”——艾滋病。他们被集中关押在山东省新康监狱。因为刑期和绝症的原因，他们普遍对人生充满绝望，总是想法设法对抗治疗，或隐瞒或夸大病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死”。
彭吉绕和他的“战友们”的任务，则是为这些得了绝症的罪犯延续生命，让他们重新做人。 黄小军(化名)，大凉山人，因吸毒贩毒被判无期徒刑，而且是不能减刑的无期徒刑。他是彭吉绕从去年开始治疗的艾滋病罪犯之一。他得的性传播疾病，是尖锐湿疣，严重程度可以用“在医学书上找不到这么严重的”来形容。 “小军的疣体非常大，大到让他无法走路、无法上厕所，我们只能凭借经验为他治疗，因为在书本上找不到对应的手术方法。”彭吉绕在跟大众网记者谈到这个艾滋病罪犯时，指着窗台上的一摞医学书，一直摇头。 的确，无论医生还是艾滋病罪犯本人，都知道得了艾滋病，只能等死。但出于人道，医生必须要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救治这类患者；出于一名警察的责任，即使社会上的医院出于各种原因拒绝为他们手术治疗，彭吉绕和他的监狱医院也必须无偿地为这些特殊罪犯延续生命。
“难道你们就不能以不具备手术条件、或不具备治疗意义的正当理由，拒绝为他们手术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彭吉绕直截了当地说：“不能，因为我们不仅是医生，我们更是警察。社会上的医院和医生可以这么做，但监狱医院不可以。明明知道治了没意义，但也要尽力保住罪犯的生命。罪犯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基本的生存权必须得到保障。” “双重身份”的人生，彭吉绕已经过了11年，为艾滋病罪犯、结核病罪犯做过不计其数的手术，与这些患有高传染疾病的罪犯肌肤接触已成家常便饭。多年来，不仅他本人已习惯了各种手术时的防护，习惯了被艾滋病罪犯袭击甚至劫持的风险，就连他的妻子也少了些“唠叨”，把丈夫面临的风险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记得去年，一位艾滋病罪犯的手术做的很顺利，我心里一高兴，放松了警惕，手指被手术刀托盘割破了，当时一阵冷汗流了下来。”彭吉绕回想那段经历时，似乎已经满不在乎，但他坦言当时很害怕，害怕被感染，害怕对不起家人，害怕领导批评手术室医护人员的疏忽。他还翻阅医书、请教同行专家，总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利的数据，让焦虑的内心得到安慰。 彭吉绕说，那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因为当时的手术室内肯定充斥着病毒，而且托盘上、手术套上也会有病毒。这些病毒与割破的手直接接触，无疑增大了感染的概率。但即使有害怕、有焦虑，彭吉绕的内心并未动摇丝毫，这些坏情绪只在他身上待了两天就消失了。幸运的是，三个月后，彭吉绕被证明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 “拿着生命在工作”的状态，其实是彭吉绕的常态，十几年如一日。当初选择放弃县医院的工作，考进监狱，成为一名警察，就注定了他要为这个“警察梦”担负一份常人担不起的责任。 “我从小就想当警察。11年前有这样一个机会，既能让我发挥医生的所长，又能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正好圆了我的梦，何乐不为。”彭吉绕对大众网记者说，尽管有风险，但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有医院曾想高薪“挖”他，他也没有选择离开。“监狱警察的收入没法和社会医院的医生比，但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天，就能享受到这份职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正如彭吉绕所说，治疗艾滋病就像“割韭菜”，割掉一茬接着还会再长。所以用不了多久，艾滋病罪犯黄小军、李方亮、贾志强(均为化名)的手术将陆续来到。和往常一样，无论手术前的查体、活检，彭吉绕和他的同事，都免不了与带有病毒的血液、体液接触，也难免把自己置身于充斥着高传染病毒的手术室内。但这不会影响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担当，更不会影响他们对警察荣誉感的追求…… (来源：大众网)西藏同志会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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