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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哥顿的中国“抗艾”之路
【天津同志会所】 在我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中，有一位英国老人以大爱和至善穿透艾滋阴霾，成为闪烁在弱势群体前方的熠熠星光。他就是贝利-马丁基金会的创建者马丁·哥顿(Martin Gordon)先生。20多年来，马丁先生在中国艾防工作中悉心播种、辛劳培植，也收获了中国人民的友情。2009年，马丁获得了原卫生部授予海外人士的首届“艾滋病杰出贡献奖”，201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外国在华人员的最高奖项“中国友谊奖”……今年，马丁先生将迎来80寿诞。与马丁先生有着深度交往的我国艾防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特意撰写此文，以表敬意。——编者 张北川 2017年9月中旬，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79岁的马丁·哥顿先生，为支持中国“抗艾”事业又一次访华。这次马丁一行7人先到了青岛，我和马丁因此有了更多接触。在我国艾滋防治界(艾防界)医学专家中，我是和马丁基金会最熟的人之一。此前我对马丁基金会背景仅知一二，如它依靠马丁捐款创建，马丁是同性爱者(男同)，成立基金会与他的同性伴侣贝利·陈有重大干系。然而，基金会名称中为什么把贝利名字置于马丁名字之前？马丁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他为中国艾防事业都做了什么？这里定然有故事。带着问题，我走近马丁，对他进行了一番访谈。 我希望贝利会满意我在他离开后所做的一切 张北川：您的基金会为什么以贝利-马丁命名？ 马丁：我不是所谓的巨富。在遇到贝利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从事抗艾公益。是他一讲再讲，才使我意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下定决心投身其中。 贝利很理性，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他一再阻止我走弯路，帮助我避免了很多错误，还就我的银行工作提出过许多非常明智的建议。不幸的是，1993年，贝利被确诊患有艾滋病。生病后的他变得更善良。陪贝利在晨曦医院(英国)就医期间，我看到医生护士友善地对待贝利和所有艾滋病患者。那里的情况表明，如果得到友善对待，患者就会感觉更好。 贝利去世前曾几次表达过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希望我未来通过慈善事业，感谢晨曦医院医护人员的关爱。于是，在1996年5月，我用私人财产创建了贝利-马丁基金会。在中国，我们同样遇到很多拥有友善精神的医生、护士。我们努力鼓励他们，包括对部分人颁奖，以支持中国的抗艾事业。 张北川：贝利对您和基金会有哪些影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马丁：1996年3月，“鸡尾酒疗法”问世前几个月，贝利去世。我按照贝利的遗愿把他带回香港，安放在事先购置的沙田宝福山存放灵骨的壁龛中。这么多年来，我每年去香港，都带着贝利爱吃的葡萄干饼去宝福山看他，和他说说我们为中国抗艾又做了什么……我希望贝利会满意我在他离开后所做的一切。 贝利一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无数次向我讲中国文化的意义。他病重时，为自己无法看到香港回归中国深感遗憾。因为贝利，我了解到中国人对艾滋感染的感受。贝利生前和我很多次去中国内地。在与中国男同的早期接触中，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艾滋问题，而男同特别脆弱。由于我的多年经历，我对与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合作有一定了解，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在艾防领域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帮助。 贝利一直在精神上与我同在。我在中国处理任何事务时总会考虑，如果换做贝利，他怎么做。我尽可能按照中国人的想法，用中国的方式，努力做好中国的事情。贝利去世后，没有必要再为他的病保密了。我希望贝利的经历能帮助那些处在艾滋感染风险中的中国弱势群体。 卫生界需要在无歧视的前提下帮助艾滋病患者 张北川：您认为目前在中国艾防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向中国艾防界医务人员、有关社区组织成员说几句话，您想说些什么？ 马丁：仍然是需要加强正面教育并解决歧视问题。这需要媒体的广泛宣传教育，让社会大众学会友善对待艾滋病人，并且不能歧视男男性行为者等高危行为人群。不仅仅艾防专家，所有医务工作者都需要接受有关艾滋的教育，以便能给人们一些基本建议，包括告诉人们艾防措施，发现携带艾滋病毒时应采取的行动。卫生界需要在无歧视的前提下帮助艾滋病患者，并表达自己的同情。 我认为，个人必须承担因为性行为感染疾病的责任。一定要避免这种感染，无论他的性向是什么，都应当采取防病措施。男同应该遵循基本的艾防措施。当然，他们还应该极力避免在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可以丧失判断力的物质和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 张北川：目前只要及时发现感染并依从医嘱，对艾滋治疗的疗效通常较好。有无必要有选择地适当宣传艾滋的“恐惧”性后果来警告高危行为人群，以提升预防意识？ 马丁：我原则上同意应该传播出一些经过校正的正确信息。虽然感染艾滋病毒不再意味着“死刑”，但重点是必须避免感染，因为艾滋会对生活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和限制。事实上，通过一些极简单的措施就可以预防。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许多地方，还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 张北川：在您看来，在艾滋防控方面，中西方是否因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马丁：我一向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我们两种社会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艾滋)，区别只是时间和程度不同罢了。我个人的感受是，中国在一些防控措施上，比一些西方国家更有效。中国有些机构可以深入到小村庄。如果通过他们传递一些关于艾滋的正确信息，中国能更好地解决艾滋病患者的关爱问题，并且能比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 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 张北川：您作为男同，在青年时代是否承受过社会歧视和压力？为什么没有屈从和结婚？您怎么看待中国男同与异性结婚的事实？ 马丁：我年轻时也经历过社会压力，尤其是在服役期间和与各阶层人士交往时。在中国及其他很多地区，有时候很难告诉人们自己的性向。在某些国家如果说出来，甚至可能受到严厉惩罚。不过，人不应该说谎。我非常反对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出自真心实意的婚姻。如果男同不把真相告诉他的女性伴侣，那就是非常严重的欺骗。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欺骗，非常同情同妻。我希望中国有一些措施，在同妻离婚时能够保护女性权益并支持她们离婚。 我认为，如果是男同，就不应该和女性结婚。男同最好是坚持拒绝进入传统婚姻，而不是做违心决定。很多人确实更容易屈服于社会压力结婚，可我一直不明白这种虚假关系有什么真正意义。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发现社会对同性之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改变。我很骄傲我活出了自己的生活色彩，我的个人经历也许对年轻的男同有示范作用。我呼吁中国年轻男同避免进入那种虚假的夫妻关系中，而去追随内心的自我。 张北川：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不同宗教影响下的国家中同性爱者的处境？ 马丁：在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及地区，曾经完全不能容忍同性爱者存在。但自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这些地区的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改观。例如，这些地方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实施善待同性爱者的政策。在英国和大多数欧盟国家，大多数政府部门也有同性爱组织。欧盟有对同性爱者友好的强制性政策，规定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签署不歧视同性爱者的协议。在这种环境中，同性爱者会更容易接纳自我。 伊斯兰国家或说在穆斯林社会，还很难接纳同性爱者。有些国家甚至仍然对同性爱者采取惩罚性措施。同性爱者在那里被认为是反自然的群体。身份是穆斯林的同性爱者如果生活在欧美可以轻松些，但他们也常被家人逼着与异性结婚，从而导致极大的不幸。 张北川：您认为自己在中国抗艾中的行动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您怎样评价自己对中国抗艾的作用？ 马丁：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帮助了许多人，也结交了很多朋友。这种友情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我确信，我们的努力减少了对艾滋病患者和男同的歧视和偏见。1980年以来，由于艾滋传播的影响，同性爱者也进入公众的视野。在疫情达到高峰时，社会知道了各个阶层都存在艾滋和男同。20世纪末开始，这种现实无法再被隐藏，人们被迫直面同性爱者的存在，还通过了相关法律禁止基于性向和性别的歧视。 我们为中国防治/关怀艾滋工作的21年，使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务实精神和友善态度很有信心。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朋友非常希望我们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而且中国在这一时段发生了巨大变革。我从心里认为，在下一个20年，中国社会可以衍生出有中国特色的包容度。我衷心期盼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 马丁印象 马丁·哥顿先生自1996年开始参与中国的抗艾工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0多年里，马丁·哥顿先生为了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80多次来华，在中国南方、北方和西部多地办培训班，资助了许多中国的医护人员赴英国进修，建立了一座中英友谊之桥。他访问并支持了许多传染病院和社会艾防组织，作出了突出贡献。 ——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 我与马丁·哥顿先生交往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友好、平和、审慎与务实。纵观他在中国22年的慈善之路，受益最多的是最需要支持的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马丁·哥顿先生资助他们的社区组织和个人开展同伴教育、行为干预工作；大力支持防治一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地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在贝利-马丁奖得主中，不乏艾滋病防治工作贡献突出者，也不乏医疗护理防治研究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曾毅院士、桂希恩教授、徐莲芝教授、王克荣护士长等。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沈洁 马丁·哥顿先生作为一个英国人，不贪图名利，多年来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长途跋涉，不辞劳苦，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省区，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摇旗呐喊，为基层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加油鼓劲，并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添砖加瓦。由他亲手创立的贝利-马丁奖已经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彰显成就和荣誉的标志之一。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郝阳 1970年1月，马丁认识了华人贝利·陈。马丁在英国华宝银行工作。贝利起初在伦敦一家著名制衣公司工作，数年后经商。贝利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香港。马丁和贝利性格相若，志趣相投。马丁的父母非常认可他俩的关系。 1991年华宝银行把马丁调至香港，贝利退休，两人迁居香港。随同他们来的还有马丁的母亲佩吉。1913年，佩吉出生在中国长春，1918年随在中国行医的父母离开中国返回英国。1993年夏贝利确诊艾滋，且已处于疾病晚期。他让马丁把自己带回伦敦。在著名的晨曦医院，贝利得到了医护人员真诚的善待。 贝利去世后，马丁创建了贝利-马丁基金会。因为对爱的庄严承诺，已近花甲之年的马丁开启了在中国的抗艾慈善之路。自2000年起，马丁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通过每年颁发贝利-马丁奖支持中国抗艾事业。马丁奖得主中，有一二线城市传染病院院长和权威的艾防专家，但更多的是基层机构的医生和护士。也是得益于马丁的帮助，我国一些艾防机构旧貌换新颜。 人们常讲火炬给寒冷与黑暗中的民众带来巨大鼓舞。马丁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他引燃一支支火炬，让艾滋阴影中生活的民众，感受到光亮与温暖。 ——中国艾防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 马丁感人的事情很多。他每次到访都去艾滋病房，在病床边紧紧握住患者的手，用微笑鼓励患者。许多患者得知自己的住院费用是万里之外、素不相识的马丁等外国老人资助时，嘴唇哆嗦着一再说着感谢…… ——云南大理佩吉健康中心主任张建波 这些年，马丁团队4次到天津访问，并看望我们“深蓝”。我还记得2009年3月24日，他首次来天津的情景。那天有多位艾滋阳性社区代表在小房间等候和马丁见面。马丁就挤坐在他们中间，热情慰问他们。马丁还通过互联网和全国各地数百名网友在线交流。这位老人用热情慈祥的微笑，把温暖传递给每个人。 ——天津深蓝公共卫生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杨杰 马丁3次专程到保定看望过我们全家和阳性朋友。每次见到我们感染者朋友和亲属时，语言不通的他总用热情拥抱与大家心灵相通。他一一拥抱见到的每个人，和大家手拉手交流。在我们组织活动的现场，感染者和感染者亲属讲述经历时，马丁多次默默落下眼泪，之后走到人们身边，紧紧拥抱，带给他们温暖。 ——河北艾滋关爱组织爱之光创建者慕容枫(化名) (来源：健康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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